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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人揭开了中国足球“内幕”!

时间:2019-06-15 21:16

来源:网络整理作者:采集侠点击:

1994年,是中国甲A元年。

1991年底,巴塞罗那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决赛在吉隆坡举行前夕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分管体育的李铁映在足球工作会议上指出: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。

国奥兵败吉隆坡之后,江泽民直接打电话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,说了三个字:“败不馁。”这三个字传遍了足球界。

伍绍祖亲自约见媒体界人士,听取建言。时任《人民日报》体育部记者汪大昭也在其中。伍绍祖全程让大家畅所欲言。

汪大昭告诉记者,当时领导层的想法很积极,有些从现在看来甚至可以说是操之过急的。但体育本身就不是一件太冷静的事情,有时需要冲动。

不久,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,“胆子更大一点,步子更快一点”成为时代强音。1992年6月,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以改革为主题的工作会议,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,确立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。

根据这一精神,1994年甲A联赛成为职业联赛。联赛与国际接轨,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,实行主客场赛制。新的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提出,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,2002年进入世界杯16强。

先有鸡,后有蛋。

1994年之前,中国足球只是专业队的事情,足球媒体更是一个寂寞的行业。1994年,足球媒体应运而旺,突然进入井喷时期。只要是谈足球就有人看,说的是什么不重要,谁办都会赚钱。足球媒体如雨后春笋般,野蛮生长。

很快,足球传统重点地区都有了专业足球报刊或以足球为重点的体育报刊,有名有姓的就有几十种,发行量小的几万,大的过百万。其中的佼佼者有:广州的《足球》、天津的《球迷》、沈阳的《球报》、长沙的《体坛周报》等。

2

南国“一哥”

《足球》报是无可争议的“江湖一哥”。发行量单期过百万,每期卫星传版到全国各地分印点,同时开机印刷,一大早送往各个报摊点,哗哗哗往出卖。

当时,足协要办一份《中国足球报》,用来对接国际足联媒体委员会定期给所有会员的内部通讯。《足球》报找到足协,想利用这个机会升格,在报名前加上“中国”二字。但根据规定,国字头报纸的注册地必须在北京,而《足球》报的注册地在广州,因而没有运作成功。

1995年1月,《足球》报总编辑严俊君在“新年宣言”中提出,要“有野心,办野报”,不做听话的“驯报”。

在严俊君看来,体制内媒体要反映不同的意见,更要体现主流的声音。所以《足球》报不要做“家养”的,要保持野生之态,这样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好说话了。

这一年,甲A联赛期间,四川全兴队战绩不佳,面临降级。严俊君考虑,四川是体育大省,如果四川的足球上去,对整个中国的足球发展有好处,《足球》报在四川的发行量也将稳步上升。为此,彩票开奖结果,《足球》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《保卫成都》。在此号召下,成都开始了“全民救亡运动”,并保级成功,当夜,满城欢腾。

严俊君意识到,不公平的裁判对一支足球队的伤害是巨大的。报纸花了10万块钱,买到了裁判“黑哨”的证据。一时间,《足球》报在四川的发行量从11万迅速增加到22万。严俊君的名字在四川家喻户晓。

不过,在汪大昭看来,“保卫××”的提法很“小报”。一支球队只有凤凰涅槃,革除弊端,才能新生,而不是为了“保卫”它而不择手段。

1996年1月,《足球》报又刊登了《请出“石敢当”——致读者的开年话》,提出要“压邪扶正,严厉打假”。

因为“办野报”、打“假”,《足球》报和足球界上下屡有冲突,但严俊君总有办法与之达成和解。他告诉记者,《足球》报对中国足球的问题是比较敢说话,但这是一种“小骂大帮忙”,要骂得实事求是,骂得人家接受甚至高兴。

在汪大昭看来,严俊君固然长袖善舞,更重要的是足协也不希望看到《足球》报出问题。

汪大昭在北京,和高层接触较多,严俊君很在意,经常跟他通电话。一次,《足球》报要刊登足协主席袁伟民的讲话,严俊君半夜三更给汪大昭打电话,核实情况。

汪大昭觉得,地处广州的《足球》报受香港媒体的风气影响,总是打擦边球,有先天的迎合读者的小报格调。有几次,头版头条大标题刊出的报道,结果却查非此事,被要求公开辟谣道歉。“假的比真的好卖。”汪大昭告诉记者。

但是,《足球》报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,其最辉煌时的影响力,无出其右者。该报虽然是广州体委和《广州日报》合办,却自始至终独立经营,敢于冒险,赚得盆满钵满。在那个媒体尚未走出行政化的年代里,其市场化取向无疑有着不可否定的正面作用。

3

湖南“小报”

也是在1994年,后来在足球评论界暴得大名的周文渊开始专攻足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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